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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法学家把这门哲学注入法律决不是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进行的。

[21]现在看来用发展规划法更有针对性，更为确切。明确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充实了规划在空间方面的内容。

怎样进行耦合？二者耦合的方式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各自的调整范围。只有一党处于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才能使发展规划政策与发展规划法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实现耦合。发展规划政策以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为基础，涵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当规划行为的主体、方式、程序等方面存在瑕疵的时候，该规划行为是否还具有绝对的公定力，这就涉及到了关于规划行为公定力界限的问题。[33]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最后，基于归责机制的考虑，完全公定力说在保证规划职能机关规划行为公定力的同时，也将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违法风险交由行政机关一并承担，从而使得公众免于承担相关责任。我国尚未制定《发展规划法》，与财政预算和金融方面的立法工作相比而言，发展规划工作立法严重滞后。将自然法哲学嵌入罗马法的直接效果，不仅仅是使法律的定义增加了准确性，更重要的是。

而这些罗马人只热衷于实践而根本不懂哲学[11]，但又需要用哲学来解释和引导他们的实践。[30]这一时期，法律哲学传统是，每一个人，无论是专业律师还是外行，都相信自然法是确定存在的，但这一信仰决不曾泯灭人们对法律特殊尊重。这些哲学家们深信人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不得由于性别、阶级、种族或国籍不同而遭受歧视。它的命令和禁令永远地影响着善良的人们，但是对坏人却不起作用。

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的深远渊源。而与此不有联系的是，《法学阶梯》的形成过程，也正是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成熟并开始向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由于这样的区分，使罗马法哲学传统中呈现出对于实定法的审视意识和批判意识。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风俗习惯，哪怕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实践，都可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这种哲学传统对于社会文明，特别是法律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连它最初的传播者们自己都无法估量的影响。

的确，罗马人因受希腊人影响而形成的这种对于理性的认识，表现出生活在古典社会的文明人清澈的童贞。从《法学阶梯》中，可以看出，在它开篇之后。这个秩序不是服从命令中所产生的。[20]斯多葛派哲学对于罗马法的贡献，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给罗马法的特殊论点的数量，在于它们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

[13]同上书，见p．36． [14]萨拜因，前揭，第192页。从整体上讲，尽管这项人类平等的假设思想，除某些个别措施外，从未得以全面实施，但它显然是对于罗马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或从我们所谓的普通常识的意义上讲，都能够用自然这一术语来涵盖。因此在丰富的感性生命基础上勃发的饱满的理性则成为衡量实定法的标准。

它最遭批评的当然不是它的制度方面，而是它的哲学传统方面：罗马法是异教世界的产物，是没有基督教的文化的一个方面，与之联系的哲学不是福音的、教会神父的，基督教的哲学。自然法被界定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并且正义原则已经与合理这样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演变成罗马法中著名的衡平原则。基督教在西方头五个世纪的历史仍限于罗马帝国境内。罗马法的理性传统曾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理性向人本理性转变的过程。因罗马法哲学传统而形成的法治观念是法律主治（the rule of law），它是以基本人权为基础，以维护人的自由与建立在基本人权基础之上的秩序结构，法治必须使一切法律合乎最高的原则，即：尊重基本的人权，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超于法律的信条（a meta—legal doctrine）。

从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内容中看，优士丁尼更倾向间接释放。梅因认为，罗马法学家遗著里的一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

[3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5]〔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6]石毓彬．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37]熊选国，刘为波．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基于《反腐败公约》和国内反腐败实际需要的平衡考察〔M〕∥．赵秉志，郎胜．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8]韩亮．职务犯罪量刑因素考量〔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1):107－111． [39]许海峰．受贿罪刑罚设置若干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 [40]周安平．天价过路费案对法律常识的偏离〔J〕．法学，2011，(3):14－19. [41]李伦．鼠标下的德性〔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2]周若辉．数字化生存与生存数字化〔M〕∥．鲍宗豪．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43]〔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M〕．温小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进入专题： 法律数字化 。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形成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的平衡中，并且在与时俱进的新陈代谢中是演化发展成的。

数字的本质只是一种符号，它并不能提示具体对象所构成的世界中的任何东西，正如庞加莱所言:数字是给予不同东西以相同名称的技术。法律必须是可言说的，那些个人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神秘的正义感无法上升为社会的基本共识进而成为法律，而可言说的法律则需要使用通用符号予以表达。

原来的主体反而成了被动的、受制于物和丧失主体性的东西。法律对数字的过分依赖，势必造成在数字化时代因人类技术(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价值理性失落、人文精神的迷失和终极关怀匮乏的异化现象。甚至，关于索贿也明确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尽管数字社会对于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冲击还刚刚开始，但其中所蕴含的极大的潜在效应却不能忽视，物理意义直接让位于数字时空、数字符号意义，新的社会实在径直撑起时代的精神状态。

[6]该指导意见对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等内容作了原则性规定，并针对15种常见类型的罪名主要以数字化的方式确定不同的量刑基准与量刑格。正如砖头的发明者不能预想砖头还可以是一种随手可得的凶器，数字的发明者同样也不能设想数字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竟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赋予了如此崇高的意义。

一方面，究竟是数字的哪些功能满足了法律的需求?另一方面，法律的哪些需求恰好为数字提供了发挥功能的可能?以下尝试从数字的功能与法律的形式化需求两个角度进行解析。例如，现行《刑法》第384条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中本来并无数字标准，但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5，000元至10，000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以50，000元至100，000元视作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以150，000元至200，000万元作为数额巨大的起点，并要求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该解释的数额幅度来进一步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2]。

他认为:一般来讲，形式符号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它是人类意志的自由创造，可以和现实世界毫不相关。而在稍后的《汉书·刑法志》的类似规定中，数字的度量功能已被立法者重视:听请受赃六百万，自杀。

综上，法律与数字相结合的内在机理同时体现在表达与操作两方面:一方面，现实存在的模糊性，导致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的形式以达致认识的精确性;同时，现实存在的内生秩序，使得通过数字化的形式来表达法律成为可能。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再有，关于同一主体时间差之间的记忆问题，比如你上次感冒，现在要回忆当时烧到多少度就很难，只有看病历上写的38度才能清楚。事实上，越是高级的社会或心理功能，就越不能用数字进行测量，这可能是一条普遍的真理。

法律的工具理性需要数字化，而法律中的人性不能全部数字化，因此，法律的数字化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除刑法中针对各类罪名设置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外，民事法律中的各类时效、人身或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伤残等级标准、定金、利率及违约金上限，商事法律中的各类公司设立标准、融资或上市条件及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人数、程序、比例，诉讼法中的各类期间、时限，劳动及社会保障法中的工资、工时、休假、社会保险扣缴基数与比例，等等，均是通过数字的形式确定的[7]。

更重要的是关于模糊性的克服，当人们在造房子、架桥时，必须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而不能单凭肉眼看。首先，数字化赋予了法律以科学意义。

一方面，在该条规定中，四个不同的量刑格是分别与四种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相互对应的，以数字形式出现的犯罪数额则完成了对不同程度犯罪行为的度量与定性;另一方面，即使第(四)款中仍坚持将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一并考虑，但将五千元作为定罪起点已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从而，数字成为了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另一方面，数字的格式化属性与法律所追求的客观性不谋而合，而法律的可操作性恰可借助数字的工具功能得以实现。